作者袁岳，我区新丰镇人，博士，北京零点有数集团董事长、飞马旅联合创始人、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理事长。1992年创办的零点，目前已成为源自中国的国际化数据智能服务机构；2011年成立飞马旅，致力于创新创业企业的孵化与加速服务；2010年发起零点青年公益黑苹果项目，引导和推动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的社会服务，有效提高其社会参与的意识和能力。

父亲袁学勤和母亲梁瑞琴自海门启东迁移来丰

四卯酉河在我家老宅的北边，这条自张謇开发大丰时代就有的人工河，到我记事的时代大概有15米左右宽，水色清清，小时候下河还能抓到银鱼与河豚鱼。河的南岸集中住的是启海移民，河的北岸则主要是本场人（我们对于早于启海移民而居住在本盐场地区的泰州扬州移民及其后裔的称呼）居住区。我家的老宅是一户难得的有启海式四庭宅沟的房子。我生活在一个父母育有十二个兄弟姐妹的启海移民大家庭中，过年相聚最多能有110人聚会，在我们这么大的家庭中，我这一辈只有三嫂与三姐夫不是从江苏南通启东海门地区移民来的启海人，但到了小一辈或者小两辈里，家庭组合的来源就格外地丰富多彩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在周围几乎没有，但是这样的家庭组合模式演变却差不多。

启海移民当初自南通北来开垦，基本都是聚居式的，就像我们处在原金墩的仁北、仁中、仁南、永乐，都是典型的启海移民聚居区。我们平时说启海话，吃启海菜，连居住建筑风格与使用的农具也是启海风格的，一直上到在我们仁北村中小学的初中，我们的老师也基本上是启海移民。偶尔有少许本场人或者其他地区来的人，比如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周建国就是从盐城文工团下乡来的老师。儿时，我的父亲去天南海北出差，带回来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故事，在他工作的新丰中学，本场人与启海的教工就是交错的，所以和爸爸有交情的人就不止启海人，因此就很少听到他讲本场人的不好。

上了短暂时间的金墩高中，这时候同学就多了，包括若干本场人聚居区的居民子弟，本场人老师已经略多于启海人老师，比如那个时候我们班的物理、数学、英语老师就是本场人，但是化学、语文、政治老师是启海人。我的三哥袁东那个时候在乡里做总账会计，凭着哥哥的这点影响，那个时候可以偶尔去无票看一场电影，买肉的时候可以多切一点点瘦肉，那些看门师傅和卖肉的师傅都是本场人。转学新丰中学以后，同学扩展到全大丰，而老师中的启海人只记得有袁学成、陆仲骞、袁振标、倪华峰，本场人老师则有刘泰隆、单士才、卢玉振、缪国义等，还有像束啸虎等老师则来自于南京、苏州等地。刘泰隆老师上课用在我们听来特别标准的普通话，大部分本场人老师用本场话也就是泰扬话给我们上课，而启海人老师则用启海普通话给我们讲课。学校的领导似乎也是本场人居多，因此在学校里面除了启海同学之间私下用启海话聊天外，学校的“官方语言”是本场话。我的其他哥哥或者姐姐们就业的单位或者做生意的伙伴，在我的接触范围内留给我的印象是本场人多于海门人，而在正式的交往场合，本场话才是官方语言。

我中学时代住在我二哥工作的淮南纱厂的宿舍，周围邻居都是本场员工，按照他们的来源地分别有本场人陈师傅一家、扬州人杨老师一家、南京人和无锡人。淮南纱厂里面的苏南员工基本上都是比较资深的，而普通员工则主要是本场人与启海人，以本场人为多。我二哥是纱厂的干部，他在家里会说启海话，而到企业里面讲话与接待客户都用本场话。假期的时候，纱厂的干部员工比如沈德林、张才干等经常到我家二哥家周围的河沟钓鱼，这时他们在一起讲的本场话就是官方语言，尽管我们村是一个完全的启海村庄。

1981年，新丰中学81级、82级文科班同学毕业照

2016年春节，包括我家80%成员的全家福

一直到现在，我的大家庭里面的哥哥姐姐，他们很多时候出去旅行，往往就对其他外地人用本场话代表我们的普通话。90年代末的时候，我的同事范文女士做她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论文，选择的题目是江苏大丰本场人与启海人的社会融合。她实地调查资料，与大量本地知情人走访沟通，在分析了两类居民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文化风尚与生产力特点及其演变后，注意到了随着棉花种植方式的普及、教育普及与工厂招工的开放性，启海人与本场人从相对隔离的聚居到相对互融的乡镇聚居，从基本各自独立办社会到共同办社会，从基本不通婚到通婚普遍化，从各自保留鲜明的社群特点到互相借鉴接近，从只会说自己方言到双语化，大丰的本场人与启海文化已经全面融合为一种新型的大丰文化。

以前在我生活的仁北七组，作为地道本场人的只有村里的宋会计和朱康乐两家，朱家是信基督教的贫困户，待人和善，但是在村里总似乎是异类。但到现在，朱康乐老人家的四五代与其他村人的四五代之间已经没有啥真正的区别，或者村人在一起，也不再用来源地标记彼此，朱家的儿孙们也既会讲本场话还会讲启海话。但今天在大丰和已经并入了新丰镇的金墩新小区里面，是本场人还是启海人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只有偶尔朋友聚会的时候打问下彼此的来源是哪里，而更多人尤其是新一代都用普通话互相沟通。

我生下来应该算是一个地道的启海人家的孩子，自小理所当然地在启海化的事物和环境中长大，一切顺理成章、习惯成自然，有点点启海人的骄傲——觉得启海人特别能干，也有点点启海人的自豪——觉得启海人家样样东西爽口顺眼，还有点点启海人的偏见——觉得本场人不如我们启海人有头脑。随着我的脚步走出家庭，走向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半径的扩大代表我的人脉圈子与认识体验的改变，然后就发现了更多比我还聪明能干的本场人比如新丰中学的张荣、陈剑，比我们启海菜还好吃的本场菜比如醉条虾，比我们启海妹子还漂亮的本场妹子比如我就不说了。我日常讲启海话，但是我也能讲流利的本场话。随着自己的步伐更宽地走出去，就能发现原来江苏以外还有比江苏人更勤奋的生意人比如浙江人，有比江苏更壮美的地方比如新疆青海，有比江苏人更豪爽的人比如山东人、东北人和河北人。等到自己走出国门，原来黑人兄弟中也有比自己更聪明、好学的同学，在印度看起来脏乱的街道以外也有甚至比我们工厂还棒的花园工厂，而西班牙的菜居然也可以像中式菜一样有丰富多彩且更健康的选择。生活在大丰这样的移民社会里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早早地解锁自己的固步自封，能够对于差异事物采取开放、学习、探索、吸收甚至融纳的姿态，对于差异事物采取开明而不是排斥的反应模式。

所以我看我们现在的大丰菜里，就有经典的本场菜比如麻虾炖蛋，也有经典的启海菜比如红烧山羊肉；典型的大丰人，在听力上是普遍的双语化的，很多人还能讲三语，见启海人说启海话，见本场人说本场话，很多场合就是普通话；大丰人的家里也兼有本场人与启海人的审美习惯形成的装饰风格；而在大丰工作的单位里，是本场人还是启海人已经不影响对彼此的看法，关键在于谁家没有个三亲四眷是兼跨启海人本场人的呢。而如果在外地遇到大丰老乡，无论是本场人还是启海人都是一样的格外亲切。而这种自然的跨文化根底决定了大丰人对于外来人的自然亲和，记得小时候村里的下乡知青既有大丰县城的也有无锡苏州的，除了让他们尽量干点轻省的活，村里人经常有点啥好吃的就会拿去接济他们一点；新丰镇上工厂里的工人也是各地都有，到自己家承包的河沟钓鱼也不会特别计较；紧邻我老家金墩乡的四岔河地区就是上海的“飞地”——上海农场，经常有上海知青与员工过来买农产品，虽然大家也会讨价还价，但是总是觉得他们远离上海不好过分占他们便宜；甚至饥荒年代我们西邻的兴化县经常有来乞讨的人，我们也只称他们是西厢里的人家，并不会特别鄙视他们，就跟住在自己家西厢房的客人一样，来了家人总要给点我们启海人家的年糕、点心或者饭食；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村成为江苏省农科院的实验基地，曾经试种过高产水稻、长青的黄瓜、新式的高产玉米等等，我们好奇地观察那些农科专家、他们在村部实验室里调配的化肥与农药配方、还有他们种出来的新式农作物，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原来那些令人尊敬的“专家”都是外地人，而对于我们本地的与专家们配合的农科队人员也是多了几分尊敬。

我很爱读书，也很爱看这些差异的事物，在差异比较中受启发、作比较、尝试与进一步思考，让我从小感受到站在另外一些不同的角度与事物上带给自己的乐趣，在想象的世界里可以超越和忍受眼前的不理想。初中的秦伯道同学和祭仁兵同学家是本场人，但正是他们带给我看到了家里看不到的故事书比如《女娲补天》；杨建军同学家祖籍是山东人，他让我们看到了山东人家葱姜蒜在日常食物中的特殊位置。而整个高中时代，班级上的同学与老师不止有本场人与启海人，更有来自江苏各地的人，我与南通来的瞿德伟同学和本场人同学杨小川竞争语文成绩的高低，也享受一点教历史的束啸虎老师改完我的卷子让我改自己同学卷子的光荣，而课余时间与南京来的林辉同学、本场人王育林同学吹牛，和启海人中的杨和斌同学脚斗，和本场人中的季明辉同学夹脖子打斗，都成了今天同学相聚的有趣话题，而那个时候就是生动的日常。那个年代大家家庭经济都不宽裕，班上的很多本场人同学与启海同学偶尔互相家访就会得到同学家长的热情款待，我就记得自己在本场人同学任美玲、陆育生家吃过饭，有一些同学还记得到我二哥袁平所在的淮南纱厂，用我二哥的饭票吃到一个包子或者一个花卷时候的温馨记忆。

我们往往看重家庭与来源地文化对我们的作用，但我也深深地感到，是这些差异的事物打破了自己最亲近事物带给自己的硬壳，孕育了自己一个包容心与跨越心甚至一个更强大的自我，遭遇到让自己感兴趣与为之动情的事业目标与人生理想。我从很多在外地的大丰同学、大丰人才身上看到这种特性，我也在很多还在大丰工作与奋斗的朋友身上看到这种特性，一种因为移民文化自然陶冶而形成的更大更丰沛的大我。大丰之大在此，大丰之丰亦在此。

2019年夏季新丰中学同学会上，拜见新丰中学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