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峰

翻看近两年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发现其中不少是“写人”的。一笑，不禁想起《儒林外史》里那句“秀才人情纸半张”调侃语。

我肯定没有古时候秀才那样的才学，但还人情的穷酸样，倒还真的有几分相似。中国孔府书画院院长张子良送我一幅《石润牡丹图》，我写了《幸得佳画》。湖北名人周修高赠送一幅葡萄水彩画，我写了《硕果累累》。孙子在学校得到班主任老师关照，我写了《有你真好》。小区物业主管周小玉常来搀扶我妈去做核酸采样，我写了《女管家》。北京靳鲁黔研究员向国家图书馆推荐收藏我的文集，我写了《红芭蕾》。老乡陈颖让我搭去苏州的顺风车，我写了《老乡群主》。吃了国平兄等乡党几顿白饭过意不去，我写了《姑苏三家村》。

虽然我写这类文章有还人情私心，但也是看对象的，确有其他故事能够掺入其中使之丰满，且看起来还像有点事理原则，我才会写半张纸发给报社。是不是见了报的这“纸半张”就算还了人情，我自己认为是还了，但收“回礼”对象拿到报纸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会不会背后骂我“抠门精”，我就无从知道了。

我用“纸半张”做人情交际由来已久。年轻时在家乡受过不少领导和朋友关照，我还人情的方式大多是找机会帮他们写点东西，比如宣传报道、打官司的诉状或答辩状，杂七杂八包罗万象。有一年，我与一个有钱人打官司，对方财大气粗，竟请了两位“长字号”人物出庭作伪证，后来我在某报发表文章时，顺便点了他们。有身份的人以反面形象在报纸上挂彩，羞愧难当，事后怪我“熟人熟事不给面子”。我说这恐怕怪不得我，你们职务高人情大，我无权无钱无以回报，只好用“纸半张”还情。

现实中，不是所有人情都可以用“纸半张”还的。一个人的名字和事迹写进文章发表到报纸上，注重自己形象和声誉的人才感兴趣，才领写作者的情，而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没有见报机会，也不在乎扬名，还是要按社会习惯方式去补他们人情。我不是迂腐秀才，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在与老家亲戚朋友人情交往方面，我也会礼尚往来，比如碰到红白喜事掏钞票出人情，不会比别人少半张。

十多年前来到苏州生活，面对城里人的大场面大出手，我感到跟不上趟了，又不时露出穷酸相。

与文友朱先生相识的那年秋天，我们去他表姐夫公司玩。到了那，他一本正经介绍说我是作家，这一来人家客气了，中午留吃饭不算，临走时还硬塞给我一只拎袋，说是“中秋小礼物”。回家打开一看，我傻了眼，里面放的是两瓶五粮液还有两条中华香烟。初次见面，尚无交情可言，如此分量的人情礼品，令我感到很不安。

过了大半年，“姐夫”又邀请我们去玩，我准备置办些东西带过去，朱先生哈哈大笑：“他是资产数亿的上市公司老板，大出手惯了，你跟他比拼人情没法玩的，什么也别带！”收过人家礼，毕竟不好意思，吃饭时我提出帮“姐夫”做点事——写篇报道帮他们公司宣传一下。“姐夫”直摇头，说我还不了解苏州商界人士习性——只发财不张扬。

这咋办呢？朱先生见我不还人情心不安，便帮我打圆场。他说，姐夫是从乡镇小工厂起家的，一路走来开拓创新才有了现在的成就，故事很励志，可请周作家执笔写篇回忆文章留给子孙后代看。“姐夫”说：“行，等我闲下来跟大作家聊这事，给你十万元润笔费。”啊！十万元稿费，那是出版一本书的酬劳呀，吓着我了，只好赶忙申明：我仅相当于一个能鼓捣“纸半张”的小秀才，不是什么大作家，接受不了这样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