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同生，1956年11月29日生于扬州，曾经下乡插队，先后任过代课教师、秘书、局长等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幸运地参加了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大丰港的开发建设，见证了大丰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程。现已退休在家学学英语、看看闲书，安享晚年。

第一部分：在垦区武委会工作，粉碎敌伪“屯垦”阴谋

大中集最早小洋楼

转眼间进入了1942年1月。张炎被调往南阳镇，恢复南阳完小，筹建中心小学，至1943年2月这一段时间里，他和南阳小学校长陆逸平，教师黄家明、韦祖森、顾森葵等，还有南阳中心小学校长韦叔明、教导主任顾云等密切配合，把这两所学校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韦祖森等人回忆，南阳小学还弄了一台风琴。由于教室少，大都采取“复式”教学，新教材来不及编写，就利用旧教材，加以删改和补充，以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例如在语文课中增加有关民族气节的课文，颂扬民族英雄岳飞、戚继光的事迹。向学生选读报纸上登载的抗日斗争的时政文章，教唱抗日和颂扬共产党的歌曲，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为了配合台北的中心工作，韦叔明还经常编写一些歌词，由音乐教师黄瑞妮谱曲，教学生歌唱，然后再向其他学校推广，传唱到垦区各个学校。尽管当时物质条件较差，但台北县政府给教师的待遇还是高于脱产干部的，一般教师月薪80元，以后改吃两份公粮，即大米90斤。张炎说，他本来是被临时叫去帮忙的，结果一帮就帮了一年。

张炎回忆说：1943年3月至1944年3月，他在鼎裕乡做了一年乡长。鼎裕乡就是将鼎丰和裕丰两个分公司的地盘组合起来的一个小乡，面积只有近5万亩。他说，当我们在鼎裕乡开展乡长选举动员后，垦区公司上层仍然支持老乡长当选。上层有人看不起泥腿子，发牢骚：“呸，挑泥挖沟的小鬼头子（海门方言：小家伙）也做主了，全成了他们的世界”。基层群众则认为，要推选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能够为他们增加工资、减租减息，能够帮助他们春耕自救的带头人，哪怕文化低一点，也没有关系。一致推出倪朝佑当选。张炎说，倪朝佑当时已是秘密党员了。张炎卸任后接任他的人则是倪朝佑。张炎说，倪朝佑对党忠心耿耿，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垦区沦陷期间，在朱道生的帮助下，倪家兄弟出色地完成了保护江淮印钞厂设备的任务，立了大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进一步掠夺棉花资源，配合南线敌军对我苏中四分区根据地“清乡”，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以棉花集散中心大中集为中心据点，相继占领新丰、裕华、西团，对我台北垦区进行军事“屯垦”，以适应太平洋战争的需要。当时垦区年产籽棉20万担，品质上乘，可纺40支纱，可与美棉相媲美。日军在泰州成立“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成立了“江北垦区棉花开发协会”“江北综合研究所”，推广种植“金字棉”，企图控制垦区棉花资源。1944年5月19日，我台北独立团在七灶河上伏击日军汽艇。击毙日寇13人、伪军22人，俘敌20人，其中鬼子6人，内有日棉业统制委员会东台库库长清水亥三郎、日军特务机关负责人浦和及翻译官柬俊卿，还有一名联络官和一名中士，伪军14人，其中有伪东台县县长吕景顔、秘书、副官、分队长等。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特别是缴获了敌人的两包“屯垦”文件。获悉日军将在沿海地区“屯垦”植棉600万亩的计划。

为挫败敌人的阴谋，在台北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垦区武委会针对敌人大量发放“金字棉”种籽和贷款、敌我界限不清的情况，针锋相对进行民族气节教育，揭露敌人“屯垦”的阴谋，采取有力措施，组织民兵封锁敌据点的通道，加强棉花收购，发放棉贷，查禁棉花运往敌伪据点，控制棉花资敌。对可能被敌人利用构筑据点的民房、公司仓库，做好业主的思想工作，6月份就动员3.3万人、小车290辆，拆除民房和仓库1265间，破路248公里；同时组织民兵在道路上建1353座“抗日墩子”，在河道里打上“暗坝”，阻止敌人通行。一旦发现敌人到垦区抢棉，就立即组织武装予以迎头痛击，迫使敌人的“屯垦”计划破产。在我抗日军民连续不断的打击下，1944年初设立的伪“苏北屯垦总署”于当年11月1日被迫撤销。1945年秋，驻大中集的日军逃去泰州。垦区伪军头子谷振之拒绝投降，负隅顽抗，被我苏中二分区主力全歼。大中集的解放，标志着台北垦区人民抗日斗争胜利结束。

张炎回忆，此时他已经回到了垦区武委会工作。大丰垦区人民的反“屯垦”运动是1943年秋从反对裕华公司代收“一成租”的伪捐开始的。裕华公司有三分之一的股份是日资，因而公司上层对加收伪捐态度暧昧，怀有苟且求安的妥协思想。我们重视统一战线，团结上层人士，孤立顽固分子，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公司高级职员卢琰、张伯良、唐汉臣和原实业保安队长杨衡甫，还有花商顾明华、施耀乾、朱孔修等都靠向我一边，拥护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斗争很快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斗争异常残酷。敌人采取武装收捐、武装掠棉的手段，小股伪军连续不断下乡“扫荡”，挨家挨户收捐，抢劫公棉，烧毁房屋，掳走许多党员、干部和民兵，先后杀害了带头反“一成租”的裕华农抗会长陈朝荣、沈学明、晋广乡财经委员宋志岩等十几个同志。

敌人抓不到张炎，就抓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重威、重英，儿子重光尚在襁褓之中，被母亲抱在怀里。敌人把他们关到了新丰镇区公所，威胁她的妻子朱默章，逼迫她交出丈夫。听到妻子女儿被敌人抓走的消息，张炎不为所动，继续与敌人周旋。虽然敌人把张炎的妻小关了10多天，但是一无所获。不久，在当地开明绅士黄云程的出面斡旋下，黄云程和张炎的小伯想方设法筹措了10担皮花（脱去籽的棉花）送进敌人据点，赎回了张炎的妻子女儿。

张重光说，当时父亲为了抗日，没日没夜在外奔波，冒着生命危险，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头拎在手上”。张重光说，我1943生下来之后就没有见到过父亲，直到1949年春天的一天，他从淮海战役支前回来，我远远地看到一个身着黄军装，皮带上别着一把小手枪的大个子军人向我跑来。我的妈妈搀着我的手，站在家门口，指着远处而来的那个人急促地用“海门话”说：“快叫啊，快叫啊，倷是你的伢（爸爸）！”

张炎的二女儿张重英说，我们姊妹几个，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都是靠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种地、纺纱织布，把我们养大了的。那时的“海门人”家家都有一部木制的织布机。为了抚养我们，妈妈整天忙个不停，半夜三更还在纺纱织布。大姐和我在村里小学上学，后来大姐重威考上了北京大学，我和重光则上了师范学校。我们从小到大很少见到父亲，他都是在单位里忙着。张重英说，父亲的“好处”一点没有“沾到”，反而吃了苦。大姐重威北大毕业分配工作时，恰巧父亲正在被审查，姐姐受到了牵连。她本来是分到上海一个研究所的，结果被分到了安徽乡下一个小镇的学校里去了，受了刺激，荒废了专业，而且就在那呆了一辈子。小弟和小妹现在还在乡下种地。

第二部分：土改风波影响大，热心支前不改初心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五四指示》揭开了解放区土地立法的序幕，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指明了方向。

当年春天，时任台北县工联主任的沈堃已带领工作组进驻草堰区三吴乡搞试点工作。发动群众跟地主进行说理斗争，算剥削账，迫使地主托出土地偿还佃户的账。这是老区从减租到土地改革的过渡阶段。“五四指示”下发后，晋绥、山东、苏中等解放区率先行动。5月23日，华中一地委召开会议，台北县委派员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贯彻落实中央“五四指示”，计划在半年内完成土改。可是，进入6月，国民党军李默庵部首先向苏中解放区进攻，从而揭开了四年解放战争的序幕。7月13日，史称“苏中七战七捷”的南线战役已经打响。到8月初，战役仍在进行，大批男劳力还在前线搞后勤。为了抢在敌人到来之前把土地分掉，台北县委提出“快分、快收、快耕”的口号。8月17日，全县以村为单位开展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土改任务。土改后，台北县20多万贫苦农民每人平均拥有土地6.2亩，实现了农民世世代代所追求“耕者有其田”的夙愿。

台北县的土地构成情况比较特殊，仓促间进行的土改存在不少问题。张炎回忆：1946年8月5日，中共华东局《关于目前土改运动中的几个问题》指示中说，不要用“献田”的办法进行土改，要用“清算”的办法。“献田”将意味着地主对农民的恩赐，会模糊贫雇农的阶级意识，不利于打垮封建势力。但是据记载，抗战初期，台北地区主要是垦区的一些职员和富裕阶层及知识界，他们响应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全力以赴支持新四军抗日。他们不惜毁家纾难，倾其所有支持新四军。有一些开明绅士主动减租减息，献出自己的土地，支持抗日民主政权。如南阳祥北村的何国柱1920年从启东移民来丰，先是租种祥丰公司三条田，计75亩，由于吃苦耐劳、精耕细作、善于管理，收入丰厚，到土改时已有土地400余亩。新四军东进后党政军机关常住何宅，他都热情接待，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先后把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送入了革命队伍，都成为县团以上领导干部。他忠厚本份、乐施好善的为人得到了农会的谅解，平安无事地渡过了疾风暴雨的土改运动。

又如江志昌，1930年因父母双亡，家庭贫困，他携带4岁的弟弟、12岁的妹妹来大丰谋生。因经营有方，不仅在裕华等地有商店和房产，而且置地百余亩。他为人耿直忠义，乐施好善，常常救助当地贫民。新四军到大丰后，缺衣少食，他挺身而出，以“跳财神”的方法为党和军队募集大额资金。为此日伪军烧毁、拆除了他8间房子。后经陈松涛介绍正式参加了革命，先后在我党创办的隆贸公司、利丰公司、江海公司工作。跟随机关四处奔波，先后到射阳、如东、南通等地，历尽艰险在敌后为党和军队抢收棉花。当时，他及他的家庭事实上已经濒于破产的境地。由于他长期经手棉花等物资，解放后“三反五反”被打成了东台县的头号“大老虎”，关押审查了半年之久。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他顾及国家困难，带头回乡务农。晚年贫病交加，当他1983年拿到政府发给他的退职补助金每月仅12元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临终前仍不忘党的恩情，循循教导子孙要听党的话，依靠党、紧跟党。

1942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敌伪扫荡封锁造成我根据地军民生活困难，物资非常缺乏。小海商人朱福儒、谢林，裕华商人施耀乾，南阳商人朱楚臣、张耀祖，垦北商人袁友邦等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去上海、南通、扬州等敌占区购办大批布匹、纸张、药品，甚至炸药、钢材、钢管等军用物资送给部队。许多工商界人士协助抗日民主政权组织生产自救，收购运销棉花，换回根据地紧缺粮油等物资，还办了棉纺织厂、被服厂、毛巾厂、肥皂厂，极大地缓解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在台北地区，像朱福儒这样许许多多为新四军效力的工商业者都有规模不等的土地，即使一些教师，甚至党员干部的家庭或者个人也是有些土地的。这是由于垦区开发的特点和其他历史原因造成的。土改这一关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资料记载，县长黄亚成被农会的人打了，生产部长朱道生被开除党籍。一切都是农会说了算。

沈灶人、台北县首届参政会参政员杨文伯，他虽然家境贫寒，但有文化有知识，后迁居到丁溪河南的下灶村教书，人们称他杨先生。1933年左右，因匪患造成当地社会治安不宁，而地方则无人愿意出面维持，他挺身而出，敢于担当，被民众推为竹港乡乡长。新四军来了以后，他一直与我党合作共事，参政议政，支持抗日，拥护减租减息，惩办汉奸，拥护土地改革。他多次号召发动各界人士捐款献粮，购买武器，每次都带头捐献。他还创办优抗合作社，到处奔走筹集粮草送给部队和军属。他还热衷公益事业，1943年初春，由他主持修筑的一条救灾防潮的水利工程——三民圩，使该乡群众长期受益。他还动员青年参加我党领导的地方和军队的工作，他的两个儿子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子杨学忠解放战争初期已任我军营教导员，不幸作战牺牲。次子杨学恕长期从事我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离休前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副台长。抗战期间，杨文伯历经日伪多次“清乡”“扫荡”都毫不动摇，坚持斗争，幸免于难。1946年夏，蒋军大举进攻台北地区，许多大地主逃到敌占区。但他与党始终荣辱与共，没有二心。然而他却在任乡长期间因“抽壮丁”“鱼肉乡里”等罪名，被农会揪斗，打得奄奄一息。区委竟然听之任之，满足“苦主”的要求，以“恶霸分子”罪名予以公开枪决。这个台北地区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开明绅士未能逃过土改“扩大化”引起的劫难。

1948年春，毛泽东主席发表《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土改的正确方向。其时，华中一地委召开了地、县、区三级干部会议，作出了纠偏指示。专门派华中银行第一分行行长邓克生率领检查组来台北，对侵犯工商户利益的错误进行检查纠正。据《大丰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记载，新丰镇被侵犯的104户商店，获得补偿64户。共补偿“华中币”100万元，衣服74件，布22匹零20尺，药店一爿，银子22斤，碗80只。小海镇被清算40家，补偿25家，计发“华中币”84.8万元，皮花32.9担，杂粮7.5石，大米1.5石，布114尺等物资。台北县委开始落实中农政策，逐户调查摸底，发现有三分之二的中农被错划成富农，查明土地、财产被侵犯情况后，进行适当补偿，退还土地和财产的只有三分之一。但张炎说，“十赔九不全”。这里具体数字不再列举。当年10月份，建立了城市工委和市镇工作小组及工商联。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发放商业贷款，沟通货源，争取外地商人来解放区做生意，努力动员外逃人员回归，发展生产，支援战争。

张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能在前进中不断地发现和改正错误，不断地调整方向，从而使其方针政策不断深入人心，吸引和激发人们以巨大的热情投身其中，将革命进行到底。土改后，只有20万人口的台北地区掀起了巨大的参军和支前热潮，1947年10月，短短十几天里有1796人参军，编入后勤的民工有88个队，共37640人，小车908辆，船98艘。华野11纵是如皋、海安、东台、台北、兴化几县的子弟组成的，每次在台北县补充完粮草、衣服鞋袜，齐装满员后出征，打完仗后也是回到原地休整，伤病员也都安置在垦区的各个中心集镇。只要部队一回来，家家户户不分男女老少都忙着接待。有2000多民工常年随11纵行动，台北真正成了子弟兵们的家。1948年10月，为支持“淮海战役”，出动民工2731人，直到次年春战役结束后才回来。与此同时，台北县开展预借粮棉运动，1949年1月15日，全县集中粮食16983.57担，比上级规定的15000担任务超额11.32%。同年5月又在全县各主要集镇开展了献粮运动。南阳镇商人杨锦标献杂粮3625斤，大中集商人施耀明献粮2610斤，全县在10天内共献粮114403斤，超过上级下达任务的90%。为保证“渡江战役”的粮草供应，当年2月份，全县紧急动员，共出动5万余民工，220条船，46部牛车，251部手推车。3月份，全县集中公草356万斤，运草59万斤，运粮14.7万斤，磨粮185万斤，超过任务35万斤。民工除了运送粮草、弹药和伤病员外，还担负着修路架桥，疏浚河道的任务。广大妇女除了完成种粮、种棉，运粮、磨粮，看护伤病员，照顾老人，抚养自己的孩子外，还担负起繁重的做军鞋的工作。仅仅在当年的2月份，全县的妇女就纳鞋底5.18万双。这是她们节衣缩食，亲手纺纱织布，无偿地拿出来，在茅草房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忍饥挨饿受冻，熬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的结晶。她们以坚韧的品质，灵巧的双手，默默无闻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无私的贡献。一针一线，情意深长。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台北县参军总人数有4000多人，出动民工20多万人（次），有2000多民工与东台民工团合并，随军打到福建厦门，直到“厦金战役”后才回到家乡，有数百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鲜血也染红了共和国的旗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