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大力普及扫盲工作。我们那里利用地主家多余的房子，办起了夜学班，约定全村的文盲、半文盲每天晚饭后都到那里学字、认字。

教材是上面统一印发的，教员就地产生，能者为师，由有文化、识字多的人当“小先生”。当时我在学校读书，每晚放学回家，自然成了义务小教员。怎么教呢？还不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一套：我先在大课堂上照着教材一字一字地读，下面学员们跟着一字一字地念，重复多遍后，再将每个字在简易黑板上板书，逐字逐字地剖讲它们的形体结构和含义，每晚8个字。由于参学的对象差不多全是文盲，初听初学，未必有多大效果。所以大课结束以后，就地自由结合，由学员们自找“对象”，即与识字者结成教学对子，面对面，一帮一，包教包学。有的还包两个或三个。选我结对的人比较多，但我也无法全部包下来，只能选取其他“教员”最不愿意接受的4个人。其中尤以汤翠玲、徐翠英最难教。她们记性差，吐字又不清楚，其他两人都基本能认能写了，而她俩却前教后忘，甚至一教就忘。咋办呢？我只好耐下性子，放慢进度，一遍一遍地领读，一笔一划地扶她们手写。写了讲、讲了写，不知反复了多少次，方见了效果。她们开始能认识字，读出声了，连续几个都没有错。我猜想她俩也在争气，暗地较劲，谁也不甘落后，生怕我看笑话或生她们的气。那几晚，彼此都没觉得时间长，回到家时已鸡叫头遍了。

那年冬天，上级又号召办冬学。除了原有的夜学外，每天下午利用冬闲时间组织文盲学习。农民们识的字渐渐多了起来，扫盲读本基本上都会读，有的还会写了。我们几个小教员、小先生因材施教，对表现好的，补教一些日常用字，如各自的姓名、年龄、属相、性别、家庭住址等。不少文盲逐步变成了半文盲，进步快的甚至脱盲了。

为了检查、巩固扫盲进度和成果，县、区、乡各级主管部门经常进行督查、抽查，发现问题，随即要求补课。区、乡还相继组织竞赛，指定每村或每个教学点任意抽出8-10人进行识字、听写、默写等单项比赛，成绩好的给予奖励表扬，总体成绩3次名列三甲的，则被评为扫盲先进单位。我们村3次都得到了较好的名次，当然位列其中。全村被评出来的4个扫盲先进个人中，我是年龄最小、公认最尽责的一个。

1953年暑期，我有幸考入了大丰中学。这年冬天，学校组织各年级学生帮助大中镇居民扫盲学文化。我们班被安排在附近的大华路居委会。班主任蒋奇生委托我配合街道干部把全班55名同学分工到各有关住户，开展帮教帮学活动。那时学校晚餐比居民吃得早，我们上一节晚自修课后，就分头出发，到包教对象家。他们基本上也都掌握了这个时间节点，大多数人已经在家迎接我们了。见面一打招呼过后，就照着扫盲读本教、学起来。每晚2页、16个字，包认包写。城镇居民毕竟与农民不一样，他们见多识广，有一定基础，家人又有文化，日常生活中互相影响，所以教学双方都比较省力，进度与质量比较有保证。况且，我在家乡已有2年多的扫盲经历，这方面练就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要领，与学员们配合更为默契，更得到他们的认同和好感。

就这样，经过一个冬春的努力，我们全班同学率先完成了上级指派的扫盲任务。全校其他各年级也都相继凯旋，帮助县城解决了教育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