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峰

老家那个村庄以及附近的几个村子，住着几百户“爱莲堂”的同族宗亲。这支宋人周敦颐的一脉后裔，自洪武初年从苏州徙迁至苏北海边，500多年里世代务农了无文化气息。直到清朝末年，村里才出了一个秀才，开馆教学，颇有声望，可惜他的文化基因还是未得传承，儿辈孙辈皆读不进书，故而又复为庄户人家。

秀才是我的高祖。到了我父亲那一辈，村里有两个念过私塾的后生走出乡关出外闯荡，其中一个是我的父亲。

父亲1932年正月生，独子，上过6年私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才17岁，次年参加工作，只当了个普通基层干部。但他是老家村庄里仅有的两个在外“吃公粮”人之一，也是有点名气的，颇受家族乡亲的尊重。优秀青年找对象不难，我母亲生于商贾家庭，读过4年私塾，见识与气质也不是普通农家女可比的。我出生在这么个识字人家，自然比老家村庄里普通农户优越，心理上比农家孩子多一份自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干部可了不得。譬如生产队、大队干部，谁家砌房子、分粮分草、参军上学，没他们点头绝对办不成，因而即便生产队长也威风八面，百姓习惯对干部毕恭毕敬。父亲的第一个职务是私改经理，即镇上负责抓对私营商业改造的干部，而私商小贩恰恰小市民习气最甚，满脸堆笑尽说好话。我觉得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并不见得高人一等，普通群众只要坐得正、行得端，没有非分之想，无须对干部那副没骨气的样子。于是我见到干部不害怕，工作后见到上司也不畏畏缩缩之相，待到自己有了芝麻绿豆职务后更是不卑不亢，甚至敢于不畏权贵据理力争。这份气质得益于我父亲。

父亲经历的那些时代，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可他一身正气，从没成为被革命对象。父亲说，只要自身干净没尾巴可抓谁都不用怕。这个观点影响我一生。我在基层供销社从事经济工作10年，经手过的钱与物从不去占它一分；在当企业领导期间，从没利用职务之便干过亏心事。身正气自壮，职场上我从不畏惧勇往直前，不担心被谁放倒。感恩于父亲传给我的好家风，在任何惊涛骇浪的环境下，我都吃得下、睡得着、心不慌。

在为人处世方面，父亲算不上大方人，他没有一个酒肉朋友。也怪不得他，家里人口多底子薄，工资有限不捞外财，养家糊口重担在肩，潇洒不起来呢。但他与人相处从不占人便宜，他说这是人品问题。

这个品性传给了我。至今，但凡认识我的人，也许可列举我若干个缺点，但在处世方面却说不出问题。初到苏州时，没几个熟人朋友。家乡老书记先过来几年，隔三岔五唤我去游园、吃饭、泡温泉。我们不搞城里人那套AA制，总是争相做东，尽量七不离八。有一次，他说：“你工资比我低，咱俩关系这么好，就让我多付几回吧。”我说不可以，朋友有富穷，工资有高低，但做人标准是一样的，我不可能因少花钱而丢失自己的人格。

父亲离开我们20年了，时常想念他。他走得早，清贫了一辈子，没有过上新世纪的好日子，非常可惜。父亲没留给我们多少物质财产，更多的是用他人生经历书写的思想精神。不敢说父亲潜移默化传给我的这些都是优良品质，但作为一笔非物质遗产，我是很珍惜的，也写了下来昭告我们家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