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生

打开尘封的大丰地方党史资料，我发现有关虞林（虞友林）连长身负重伤的小海战斗的一些记载。根据老前辈唐德庆、邹以人回忆的小海战斗是1942年3月初一次向敌人进攻的战斗。其时，我军攻打小海的部队是在台北（大丰）负责保卫江淮印钞厂的新四军一师二旅六团三营、台北（大丰）游击营和小海区队民兵。战斗由三营长叶克守指挥，其部署分工是：7连在疆北乡（今小海镇北工业园区）一带阻击敌人；8连从小海镇东向西攻击；9连在小海镇南，由南经镇中心的大桥向北攻击；游击营则主要是负责跟进搜索小海街上的伪乡镇保甲人员；区队与民兵协助部队作战，进行战场喊话等政治攻势，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3月7日夜，我军发起攻击，占领了整个小海镇的街道，残敌被压缩到3个碉堡里。由于我军没有炮，只好采取强攻。但是，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火力封锁我军进攻的部队。在冲锋的过程中，突击队员排长王中相、班长萧龙宝等人不幸中弹牺牲。激烈的战斗打了一夜，直至8日拂晓，我军才主动撤出战斗。此次战斗虽然没有全歼敌人，但敌人被威慑住，战后不久就狼狈地逃回了西团镇敌据点。小海镇又回到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怀抱中，直至抗战胜利。

根据大丰地方党史资料的介绍，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部队整编为7个师，虞林（虞友林）连长所在的三营编为新四军一师二旅六团三营。二旅旅长王必成，旅部住通榆线上的刘庄镇（其时刘庄镇属于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管辖），划归军部直接指挥，负责保卫盐城的南大门。为了加强苏中根据地的建设，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军部财经部决定成立江淮银行，在抗日根据地内发行“江淮币”。江淮银行印钞厂就设立在台北（大丰）垦区新丰镇鼎丰公司内。为保护印钞厂的安全，军部特意将三营调来台北（大丰），负责保卫印钞厂。

叶克守将军生前在《我在台北地区》一文中回忆：“1941年春成立江淮印钞厂，我们三营被调到台北（大丰）东坝头一带负责保卫印钞厂和军部的财经部。当年7月中旬，敌人侵占大中集时，我营被调往二卯酉河的西河口阻击敌人，掩护驻在大中集的党政机关和后勤部门撤往东面的黄海边。以后我营就在海边打游击，保卫机关和印钞厂。这一时期还先后进行过裕华攻坚战、小海战斗、杨树头战斗……7连连长虞友林在台北（大丰）杨树头战斗中负重伤，被安排在通商养伤，后就在通商安家，住通商镇……”

从叶克守将军的回忆内容来看，虞林（虞友林）连长是在台北（大丰）杨树头战斗中身负重伤后被安置在通商镇养伤，并在此地安家落户的。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台北县战斗简记》中的记载：1942年6月8日，东台和西团镇的日伪军联合扫荡小海区，与驻小海区东南杨树头一带的台北独立团相遇，双方激战数小时，我军毙伤日伪军十多人，其中重伤日军小队长，敌人失去指挥，退回原据点。这是台北独立团成立后的第一仗。战斗中，2连连长观杰、3连连长虞友林等负伤。此后，虞友林再也未回到他战斗的部队去。这里可以再次根据叶克守将军的回忆：“1942年夏成立台北独立团，我任独立团副团长，黄亚成县长兼任团长，县委书记杨天华兼任政治委员。1943年1月彭寿生调来任团长，我还是副团长。”由此可见，虞林（虞友林）负伤的时候其所在部队的编制是：台北独立团3连，并不是当年的新四军一师二旅的三营7连。这里顺便提一下，台北独立团仅有两个连队，每个连队只有四五十人，1944年底与东台独立团合并，上升为苏中军区二分区独立团。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在东台里成立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其时全纵队仅仅只成立了一个31旅，后来才相继成立了32旅、33旅。由台北、东台独立团合并组建的苏中二分区独立团，后改编为31旅91团。团长叶克守，驻台北（大丰）西团区（今大龙一带）。次年夏，天气大旱，该团帮助大龙的村民修建了一条引水河，现为九一河，所在的村庄为九一村，以志不忘。

根据叶克守将军的回忆，虞林（虞友林）连长养伤和安置地点在台北（大丰）的通商镇，但是，实际地点是在其时刚刚成立不久的晋广乡。虞老师笑着说：“解放后、人民公社成立之前是叫广丰村，公社时期叫红旗大队、地旺大队，现在叫南阳镇东旺村。”值得关注的是，当时地方抗日民主政府是如何安置这些伤残军人，他们又是如何生存与发展的呢？

采访中得知一位叫陈志良的战士1938年底从上海去皖南参加新四军，后跟随新四军江南部队渡江进入苏中地区，黄桥战役后，部队出现了一批伤病员，首长安排他和他的警卫员带着一批伤残军人从海安海边出发，沿着海岸线向北一直到射阳八大家，每一匡田丢一个伤残军人，并由他负责监管这批伤残军人，他每月一次去东台抗日民主政府领取残废军人抚恤金，他昼伏夜行，白天睡在茅草窝里、农田的墒沟里，将茅草盖在自己身体上，防止被敌人发现，夜里就继续赶路。带着警卫员骑着马从南到北将钱一一发到这些伤残军人手中，后来抚恤金断了，活下来的人只能自己生产自救，连也养不起警卫员了，遂让这个警卫员骑上部队发给自己的战马回山东老家去，从此他们便失去了联系。陈老生前经常说，他们和部队首长分别时，首长说，等革命成功以后再来接你们……可是解放后也没有人来与他联系。但是，他与戴爱友分到了裕华公司最好的房子与家什。那座大宅子是裕华公司的高级职员房秉禄的私产，1946年夏“土改”时房秉禄逃回南京老家去了。大宅子坐落在现在的丰华街道丰裕村二组，宅子过去四周有壕河围着，宅子大门中央向南有条小路通向外面。那时马德胜等人也经常一瘸一拐地来与戴爱友等人聚会。他们见了面都是以“同志”相称，口音也是南腔北调。人们一看就知道他们不是当地人。

当天下午，活动结束后，我来到戴爱友的儿子戴卫东的家。戴卫东继承了父亲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自己创办了裕华酱制品厂，产品畅销大江南北。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山东滕县人，父亲和当年从战场上披着一身硝烟、带着一身伤痛的战友来到这里安家落户，非常困难，但他们并没有消沉，没有消极等待向政府伸手，他们克服了身体残废的障碍，积极生产自救，除了开荒种地、开沟挖河，学习植棉、种粮、种菜的技术外，还办了一个叫“公兴和”的商贸公司，把生意做到了泰州、扬州，公司经理就是其父戴爱友。他们还对分散在这一片的荣军连的人进行了管理分工。广丰村的负责人是虞林、吕友林；晋丰村的负责人是马德胜、胡亚新；裕华北面原五星大队的是陶德荣、张长松等人。

在采访的过程中，老战士的后人们纷纷热情地告诉我，德高望重的马德胜尽管每年都有几个月由于伤痛不能动弹，只能坐在家门口默默地看着农人们往来劳作，但是，他是大家的主心骨，遇事大家都来找他商量，由他拿主意，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马大哥”。吕友林、雍兵等人后来相继担任红旗大队党支部书记多年。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吕友林由于带领群众生产成绩突出，还获得国务院奖励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和奖状。

当年这批来自五湖四海的伤残军人已经融入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他们的后代也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回到城里家中，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想着这批伤残军人的苦难人生和光辉业绩，我不禁想起了几年前我和文史学者丁正宏一起去斗龙港河北的时丰村，祭奠当年对新四军作出杰出贡献的朱孔修先生的时候，我们在朱孔修住宅遗址处偶遇一位村民，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也是新四军军人，广东人，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遂被政府安置在这里；我们还去原大中镇恒丰村六组采访了老大姐朱亚琴，其父朱有贵19岁时参加了1947年冬的盐南战役，失去了双腿。我想，到底我们大丰有多少像他们那样的伤残军人呢？几天后，我终于看到了一本台北（大丰）县政府民政科1950年7月8日的“荣军”登记表，共计有1138名伤残军人，其中年龄最大的61岁，河南人。此登记表不含原盐东县管辖的方强、三龙两区的伤残军人。

尽管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这些革命的前辈也已相继离世。但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们不能忘记他们对祖国的贡献。要牢记初心，不忘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