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相遇
方强（袁文彬）与郭沫若最早相遇于风云激荡的一九二六年。这一年，广州国民政府发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大革命的洪流把这两位热血青年推到了一起。方强和郭沫若同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简称总政治部）工作，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袁文彬为宣传科副科长兼文工团（血花剧团）团长。
一九二五年七月，经过五卅运动血与火的洗礼，同济大学学生会主席袁文彬放弃还有两年的医科学业，被中共党组织推荐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编入第四期政治科学习，与林彪同期，和袁国平、文强同班。在黄埔军校，袁文彬表现出色，加入共青团。
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革命战争前夕，袁文彬从第四期政治科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广州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后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担任宣传员，结识了宣传科长、主编《革命军报》的李一氓。
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袁文彬认识了和他一样戴圆边黑框眼镜、比他大九岁的大诗人郭沫若。他在同济大学时就拜读了这位闻名大江南北、特别在青年中有影响的创造社盟主的著名诗集《女神》《星空》及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些文学作品对袁文彬思想进步产生过重要影响。袁文彬和郭沫若一样，原来也是学医学的，不过郭沫若留过洋，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且取得学士学位。
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弃医从文，和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从上海来到大革命中心广州，瞿秋白推荐郭沫若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北伐前夕，郭沫若又投笔从戎，担任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北伐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郭沫若安排袁文彬代表总政治部和武汉特别市党部妇女部赵畹华，到南昌迎接统率北伐中路军的国民革命军兼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来汉口参加武汉三镇光复庆祝大会。袁文彬组织北伐军总政治部文工团与武汉三镇妇女协会在汉口新世界剧场联合举行庆祝武汉解放文艺演出大会，受到观看演出的国共两党临时中央负责人及郭沫若、茅盾等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由共青团湖北省委提名，经董必武、吴玉章批准，袁文彬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叶挺独立团一举攻克九江、南昌后，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总司令部行营，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要求已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在南昌设立总司令部政治部分部。郭沫若带领袁文彬、李一氓等六名能干而必要的同志来到南昌，在东湖畔江西总商会设立总政治部南昌分部，袁文彬任社会股长，潘汉年任宣传股长，李一氓为秘书长。
北伐军东路军即将攻占上海，根据郭沫若安排，袁文彬从南昌回到武汉，李一氓由九江转回武汉，他们奉命请示武汉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到上海后如何开展工作，怎样应对蒋介石，以及中央对蒋介石的最后决心，这些都要请示明白，总政治部才能开始工作。
郭沫若命令李一氓带领袁文彬等总政治部先遣队沿江东下，来到上海，在西门斜桥路一百六十四号高昌庙制造局设立总政治部并挂牌办公。他们找到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向他报告了总政治部的行动安排。在上海，经李一氓介绍，袁文彬与民主爱国人士、著名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周善培的女儿周淑贞喜结连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查封了总政治部上海分部，逮捕了十九名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当时，袁文彬、李一氓等中共党员因参加周恩来在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队部，召集到沪各军全体中共党员干部开会而免遭不幸。
郭沫若和党务股长辛焕文从苏州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与袁文彬、李一氓接上头。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袁文彬精通德文，化名袁持中，受党组织派遣，潜伏上海商务印书馆，以翻译身份为掩护，与武汉革命同志保持联系，做党分派的工作。袁文彬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年，一直到淞沪抗战爆发。在这期间，他结识了柳亚子、夏衍、阳翰笙等上海文化界人士，翻译出版了《战争》《苏俄妇女与儿童》《德国往哪里去》等德文著作。
抗战重逢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淞沪抗战爆发。
袁文彬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四处奔走，发动和团结爱国青年与进步文化人士，或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说，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这时，流亡日本十年之久的郭沫若冲破日本政府的重重阻挠，“别妇抛雏”，回国呼吁抗日。曾是创造社成员、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得知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通知北伐时期的老战友和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与郭沫若见面，并由北伐女兵黄定慧（慕兰）发出请柬，在她家举行座谈会，热烈欢迎郭沫若从海外归来。到会者有四五十人，袁文彬应邀参加。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分别十年，袁文彬第一次见到北伐军总政治部老领导郭沫若。他们亲切握手、拥抱。袁文彬发现，郭沫若虽只有四十六岁，但两鬓已现斑白，耳朵有些失聪。袁文彬激动地对郭沫若说：“老领导，你终于回来了，上海文化界急需你担任旗手呼吁抗日！”
郭沫若回到上海时，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刚宣布成立，一致推选他担任救亡协会理事长。第三战区左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要郭沫若以救亡协会名义组织两个战地服务团，分别派到陈诚部和右翼第八集团军张发奎部开展战地宣传服务。每团三四十人，人选一律由郭沫若决定，生活费及服装均由军部负责供应。很快，郭沫若组织成立了两个战地服务团，派到陈诚部的战地服务团第二团由袁文彬担任团长、翁从六为副团长。
日军轰炸上海“大世界”那天，郭沫若冒着浓烈的硝烟和冲天的炮火，再一次来到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袁文彬家。袁文彬开门一看，没想到郭沫若这时来到他家，郭沫若进门后，掸了掸长衫上的烟尘，气喘吁吁地问袁文彬：“国难当头，你还不走，是不是舍不得老母和妻儿啊?”
当时，袁文彬不仅有年迈的母亲，还有五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才三岁。日本帝国主义在家门口狂轰滥炸，烧杀抢掠，他早想奔赴前线从事抗日救亡，他向他的妻子表示过，他要到抗日前线去，不愿当亡国奴。郭沫若抛妻别雏，远涉重洋，只身回国呼吁抗日，自己这点困难又算什么。
袁文彬最终“抛妇别雏”，带领战地服务团高唱《战地服务团团歌》，奔赴战火纷飞的昆山抗日前线。
袁文彬出发前，郭沫若借他老乡董竹君开的川菜馆锦江饭店，和北伐老友黄定慧、赵畹华一起热烈欢送袁文彬重上抗日前线。
袁文彬和妻儿分别那天，孩子们哭喊着，牵衣拦道，有的紧紧拉住他的手，有的一把抱住他的腿，还有的牵扯他的长衫。袁文彬身上的长衫被撕裂了，他的心仿佛也被撕碎了。周淑贞一一拉回孩子，孩子们的手从袁文彬的手上、身上轻轻滑落。袁文彬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擦了擦模糊的眼睛。撩起长衫，毅然迈向在路旁等待他的军车。他那撕裂的长衫在迎风飘舞。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生死离别，从此袁文彬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家，直至把一腔热血抛洒盐阜大地。
袁文彬出发前，郭沫若就战地服务团组织及经费问题给陈诚写了一封信交给袁文彬，让他面呈陈诚。郭沫若在这信中称赞袁文彬、翁从六“均有才干，且妥察可靠。”
上海沦陷后，袁文彬率领战地服务团跟随陈诚部撤退到大后方武汉。陈诚将战地服务团改组为政治工作大队，又补充了一些青年学生参加，直属武汉卫戍区警备司令部，袁文彬、翁从六分别改任政治工作大队副大队长。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恢复了北伐时期的政治部，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陈诚邀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厅长，主管文化宣传。郭沫若筹组第三厅，急需一大批人才。他得知袁文彬和战地服务团从昆山撤退到武汉后，决定将战地服务团划归三厅领导，把袁文彬调入三厅五处，负责文字宣传。五处即文字宣传处，处长胡愈之，分为文字宣传科、口头宣传科、印刷出版科。袁文彬在文字宣传科担任科员。五处成立了党小组，成员有袁文彬、陈同生、曹荻秋等。
三厅别离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失守前夕，袁文彬带领战地服务团撤往长沙，参加了长沙大火扑灭和善后工作，后经南昌、桂林辗转来到山城重庆。郭沫若和三厅也从长沙经桂林撤退到陪都。政治部对第三厅实行紧缩精简，三厅由原来三处九科紧缩为四个科，取消了处。袁文彬已不能再回三厅工作。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关心和领导下，袁彬告别了老领导郭沫若，带领战地服务团进步青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从此，袁文彬和郭沫若离别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袁文彬被安排到延安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主任张闻天兼）担任德文译员，与柯柏年、王实味等著名翻译家、作家同事。这时，刚从苏联养伤回到延安的周恩来，让袁文彬跟随他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不久，新四军成立，袁文彬又跟随叶挺、袁国平从重庆一起来到皖南新四军政治部工作。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袁文彬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发出“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指示，跟随陈毅从江南来到盐城，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
袁文彬化名方强，担任盐城县二区民运队队长，带领新四军民运队来到盐城县二区深入农户开展民运宣传。原来沉寂荒凉、一片空白的盐东大地活跃起来，像黄海大潮一样涌起了抗日怒涛。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盐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即将成立，为动员各界出钱出枪组织抗日武装，盐东行署主任（内定盐东县长）方强带领税务主任陶谷、妇女主任兼指导员张琼英和通讯员王锦亮三个民运队员来到盐东三区大佑盐垦公司（旧址在亭湖区盐东镇东南村）预借公棉，支援抗日。深夜，驻花川港（今属亭湖区黄尖镇洋湾村）的伪军下乡扫荡，方强和民运队的三个同志不幸被捕。方强身份没有暴露，被转移关押驻伍佑伪军三十三师团部，在方强即将被释放之际，两个熟悉他的伪军出卖了他。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被活埋在伍佑镇东荒郊滩子边一个叫龙王滩的荒野坟地（今盐南高新区伍佑中学境内）。方强临刑前高呼：“方强杀不尽！杀了一个方强，会有千千万万方强站起来！”壮烈牺牲，年仅四十岁。
从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起，直到抗战时期第三战区左翼第十五集团军司令部战地服务团、武汉卫戍区警备司令部政治工作大队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袁文彬一直在郭沫若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工作，并与郭沫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是郭沫若最亲密、最友好的战友之一。后来，郭沫若在他的自传《革命春秋》、回忆录《洪波曲》中多处用浓墨重彩追记了袁文彬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战地服务团、政治部第三厅及牺牲苏北的情况。上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对方强妻子周淑贞深情地说：“文彬和我交情很深，我们是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