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西部水乡地区，出门就是沟河。要下地干活，要外出办事，非得过河不可。一、二十米宽的小河好办，上面架片小桥就可以通过。水面宽阔的大河就不行了。于是以渡代桥的渡船、渡口就应运出现了。农村过去没有水泥船、铁壳船，只有吨把大小的小木船，1名渡工，1竿竹篙，一趟能容三、五人，多时也能挤过十来人。遇有5级以上的大风，这渡就不能摆了，渡工担心翻船出事。范公堤边的董家渡口、界牌渡口就是因为船到河中心，突遭旋风而侧翻，接连死伤十多人。当地村、乡领导又是登门安抚，又是开会通报。惨痛的教训警示着渡工和过往行人都要关注天气、留心安全，严防不幸事故发生。

尽管乘船渡河时有意外，但我还得天天“冒险”，非与水打交道不可，因为那时我在草堰上学，天天早晚要经草堰小街北渡口（唐朝时就有的大转河），不论寒暑阴晴、天时早晚，这条河非渡不可，别无选择。那河面足有六十多米宽。渡船是条破旧老木船，中舱隐隐漏水，上面护了一层泥巴，旁边排列一些砖块，好留给渡客们垫脚，以防鞋被侵湿。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急着赶去学校上课，临上岸时船一摇，脚一歪，滑到了水里。彼时我一心埋头赶路顾不上脚冷，但坐到教室里听课就冻得够呛了。上语文课的陈应真老师察觉我老是打颤发抖，一下课就问明了缘由，拿出了他自己的一双新棉鞋给我换上，顿时一股“师爱如父”的暖流涌上了心头，涌遍了全身。

那渡口的渡工姓郑，是一位60多岁的老实农民，人肯吃苦，也守时尽责。每天上学我到渡口比较早，可他早已上渡了，从未令我担心着急过。晚上放学返回，有时天已散乌了，但他还未收渡，总是让我顺利地渡河回家。由于他的担当，我一年下来，一次都未迟到早退过，保证了学习任务的圆满完成，两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顺利地考进了大丰中学，后又升入高等学府。所以我对郑大爷的印象非常好，友情特别深，自然成了忘年交。1970年农历正月，闻讯老人提前过八十岁生日，我告假两天从外地专程前去祝寿，畅叙了当年彼此辛苦摆渡、渡河求学的情景，诚谢了他的摆渡之恩。这可谓我终身难忘的渡口情结。

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提出了取消渡口实行“渡改桥”工程，全区境内不仅串场河、通榆河、王港河、川东港、斗龙港之类的大河大港上都建造了能通汽车、机动车的坚固大桥，小海河、西团河以及很多无名的小河上也都架起了形形式式、大大小小的“金桥”。城区二卯酉河上的几座桥中还有一道五彩缤纷的空中飞桥。如此老百姓的出行、交通就方便多了，安全也有了可靠的保证。贸易流通、农副产品外销，城乡经济发展更是迈上了快车道。我想这也是改革的推进、文明社会的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