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贵

“霜降”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预示着将有或明或暗的霜“降”下了，自此四季入冬、水冷草枯、叶落缤纷、天气渐寒。

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就深深领教过“霜降”的滋味——一个不亚于春耕夏收的农忙时节，于这时拉开了帷幕。

每年的“霜降”一般在10月25日左右，在“寒露”到“霜降”的这半个月中，苏北平原里下河地区大田里的水稻垂颈弯腰，黄熟待割；雪白棉花铺成海等着采摘。还有田边地角上饱鼓鼓的黄豆、河塘里泛红的菱角、蚕房里昂头营丝的晚秋蚕、圈舍里膘肥体壮的猪羊……所有春耕播种之物将临近采收，春繁适养的畜牧特产期待出栏，而为防御寒霜对这些丰收成果造成损失，尚未实行农业机械化时的农民们必须在“霜降”前后以超人的精神力量将付诸无数汗水种管而得的农产品收获归仓。犹记七八十年代秋收动员令，通过广播喇叭响遍村庄农家：“八月半过了，家里还有过节的冷锅饼吗？吃了吧，吃饱了割稻拾花打黄豆。伙计们呀，一年忙到头，这霜降前后十来天最要命。起早带晚发劲干啊，颗粒归仓保丰收呀！”

我家的“当场牛”是妈妈。面对稻黄棉白蚕昂头，她焦虑万分，早早磨好了镰刀，结好了担绳，打好一堆捆稻的“草腰子”。外婆担心女儿，拜托力气不小的邻居来我家帮妈妈“起车”。那些天，每天天不亮妈妈就下地割稻，趁着早露无阳收割行将爆裂的黄豆，有时晚上还要分拣我们兄弟三人和奶奶采回来的棉花，邻居将我妈妈割下的庄稼一担担挑到场上，黝黑的脸上满是汗水，搭肩布全是湿的。

那年头，我家每年都要养三四头猪，猪的粗饲料来源除了我们兄弟三人挑的猪菜外，还有奶奶带着我们拉的山芋藤、挖的山芋。暗霜一降，头天还嫩的山芋茎叶随即会耷拉下来变成黑色。因此，栽山芋的人家必须抢在“霜降”前把山芋藤拉回家切碎沤制成生猪越冬饲料，还得把山芋挖回家腾田种下茬。

望着一片山芋地，瘦小的我们哪里是那又长又粗的山芋藤的对手。在奶奶一声声“马上就要霜降了，霜一打，山芋叶子全瘪了”的催促下，我们拉呀拖呀、捆呀抬呀，借着月光忙到深夜才把那田肥壮的山芋藤抢在霜降前弄回家，回来累得一个个躺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第二天一早起来一看，昨晚堆积的山芋藤已被妈妈、奶奶切成两座山。我分明看到，妈妈白天握镰刀、夜里抓菜刀的手上血泡破了，缠着很厚尚洇着血的布带。

“霜降”留在我心灵深处更大的印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基层供销社担任站长的十年。当时大丰种植量最大的是棉花，而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实行土地联产承包，集体单元生产变成千家万户种植，由集体交售棉花变为以户售棉。甫一入秋，新棉上场，供销社棉花收购就成为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的热点，每个收花站都人山人海、十分繁忙。1984年，年仅23岁的我成为一个基层供销社综合购销站的站长。当初，如何完成好集时间、安全、质效都十分看紧的季节性重要农商大事，领导和同志都为我捏着一把汗，供销社领导班子全部下沉到收棉站，挑战“风刀霜剑”对棉花品质的威胁。

棉花收购上有条行规,以“霜降”为界，之前上场的籽棉叫霜前棉，之后便是霜黄棉，两者之间相差1到1.5个品级。县政府、县供销社在“霜降”前召开专题动员大会，动员农民掀起抢拾、抢晒、抢售棉花的热潮。各轧花厂要求各收棉站逐站盘点抽样，严密监控“暗霜棉”上市轨迹。一切的忙点都一度集中在收棉窗口。因为霜黄棉不值钱，有些农户见花就拾、有花就卖，如此一来，棉花蜂涌至收棉窗口，棉检员一天验棉开单上千笔，场外售棉农户人挤人、担靠担，后院棉包不断地被一件件装船运交轧花厂，来不及运的则被堆成棉山，大老远就能看到白色“峰顶”。身为一站之长，我和同志们一起与节气赛跑，一连几天五更睡，哪个环节忙就出现在哪里，连续多年安全顺利地完成周边五个大村的棉花收购运交任务。那些过往已然远去，但经年之后，我时而还会于深夜惊起，大叫：“快霜降了，棉花过磅、打包、上堆带些节奏哟……”

我牢记“霜降”，是因为霜如剑，伤青绿，故农事不等时？还是因农民尊重自然，守住耕种稼禾一份自然品相的坚定选择？